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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海燕:论刑事庭审实质化

时间:2019-08-25 11:01:48        人气:4995

③本文所讨论的“庭审实质化”,并不包含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合法”分流的案件,以及通过简易程序和轻微案件速决程序审理的案件。

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商务部23日公布的报告显示,7月份美国新房销量为62.7万套,环比下降1.7%,不及市场预期,并创近9个月新低。

4、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⑥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第512页。

综上,只有法律明确庭前审查法官和审判法官二元化、合理设置关键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的条件及不出庭的后果、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保护机制和经济补偿制度,以确保关键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证、询问,才能消除卷宗中心主义的弊端,确保法庭审判的实质化。

为消除上述弊端,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我国相关司法机关就进行了量刑程序改革。在此背景下,“相对独立的量刑模式”得以确立,其主要包括:第一,法庭应当将量刑纳入法定审理程序,在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阶段,应当保障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在法庭调查阶段,可以先就定罪事实和证据进行法庭调查,再相对集中地就量刑事实和证据进行法庭调查。在辩论阶段,可分别就定罪和量刑问题展开辩论,增强量刑辩论的针对性。第二,明确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以及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出量刑意见的权利。人民法院应当允许并组织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就量刑问题发表量刑意见,并注意听取他们的意见。第三,要求法官在刑事裁判文书中,应当说明量刑理由,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41)

居民用气第一阶梯气价每立方米将由1.89元调整为2.03元,第二阶梯气价每立方米由2.27元调整为2.44元,第三阶梯气价每立方米由2.84元调整为3.05元;合表用户居民用气和学校、养老福利机构等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气价每立方米由2.08元调整为2.23元。

最后,庭审实质化还需要与之对应的社会“容纳”环境。审判具有中立性和亲历性等特征,但是普通民众包括媒体对案件的判断有时具有间接性、情感性、非理性等特征。在畅通涉法涉诉信访渠道、建立穷尽法律救济程序后的依法终结制度的基础上,对案件处理过程中的社会舆论,司法机关同样应理性对待。与此同时,社会也应当尊重司法的权威性。为此,相关法律要规范媒体对案件的报道,媒体或舆论不得为吸引眼球采用带有倾向性、预判性的表述,不得煽动民意。在此基础上,对社会舆论要给予尊重并加以科学引导,实现司法与民意的有机、良性互动。唯有如此,才有可能为庭审实质化提供合适的土壤并使其生根。

据该市市民李先生描述,地震发生时,自己正躺在床上玩手机,突然感觉床发生了剧烈的晃动,屋顶的灯也随着摇摆,晃动大概持续了十秒左右。

(22)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1页。

此外,为了促进实质化庭审的高效运行,还应当明确庭前会议的效力问题。《刑事诉讼法》仅规定庭前会议可以对相关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未明确之后的具体处理方式。《解释》除了明确庭前会议情况应当制作笔录以外,未对此予以补充解释,也未明确庭前会议笔录的效力。正因如此,在司法实践中,相关诉讼主体对庭前会议解决的事项在庭审过程中再次提出的现象并不鲜见。申请回避、变更管辖等程序性事项亦无法在庭前会议阶段得到彻底解决,进而“很有可能出现在正式的法庭审理过程之中,法官一旦当庭予以受理,就势必会中止庭审过程,影响审判的集中进行”。(38)为此,法律应明确赋予庭前会议对争议事项处理的效力,以保证此后的庭审实质化高效实现。

(19)对于法院而言,促使其在作出裁判时“考虑”检察机关是否采取逮捕措施,甚至有时“听命于”检察机关的因素是多重的,包括传统观念、权力之间天然的亲和性以及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等。

第二,司法解释新增证据种类。根据《刑事诉讼法》,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一种是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对于第一种情形,法院通知人民警察出庭作证,适用通知证人的规定,将有可能出现上述第一个方面述及的问题。对于第二种情形,虽然“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但是法律并没有规定不出庭的后果。然而,《解释》第101条第2款规定,“公诉人提交的取证过程的说明材料,应当经有关侦查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这就意味着侦查人员可以通过提供经签名的说明材料来替代出庭作证。《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说明材料”这一证据种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该类材料却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证明侦查行为合法性的证据。

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应遵循“低费率、保大病、保当期、以用人单位缴费为主”的原则,根据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特点和医疗需求,各地劳动部门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订各自的执行计划。也就是说,农民工到底如何参加医疗保险,全国并没有统一的做法。

逮捕和审判的功能、适用条件、标准等迥然有异,相关的诉讼行为方式也有很大区别。对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已有明确的界定和划分。那么,何种因素导致审查逮捕替代审判成为诉讼的核心程序呢?有学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制度性原因:逮捕必要性要件的模糊和羁押替代措施的不完善;审前程序中司法权的缺席与被追诉人权利救济机制的匮乏;“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构造与独特的司法权运行机制。(16)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上述问题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回应。例如,修改后的法律细化了社会危险性要件,并初步构建了诉讼化的审查批捕程序。然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未能有效制约“逮捕中心主义”。笔者认为,除前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些与诉讼制度层面并没有直接关系的制度或规则扭曲了逮捕功能,使得检察机关在逮捕时必须考虑能否起诉并能否被定罪,而且一旦在作出逮捕决定后,必然通过各种方式寻求起诉和定罪的结果。其中,《国家赔偿法》相关条款的理解、适用,以及检察机关的考核制度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外代一线)(2)默克尔:必要时将对美采取“明确的反制措施”

经公司2018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与会的职工代表审议,选举刘航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的职工代表监事,刘航先生将与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12)刘计划:《逮捕审查制度的中国模式及其改革》,《法学研究》2012年第2期。

(三)应纳税额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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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晚,罗兴伟查了很多资料,没有弄明白蘑菇的名字,后来加入一个野生蘑菇爱好者群,有人告诉他这是“红星头菌”。从事园林研究工作的罗兴伟认为,“红星头菌”的出现,证明当地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

赵允旋因涉嫌在听证会上作伪证,已被指控。赵允旋曾在听证会上表示,在文化界并不存在所谓“黑名单”。

直接言词原则,是指裁判者亲自听取控辩双方、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当庭口头陈述和法庭辩论,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案件的认识并据此对案件作出相应的裁判。它包含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直接原则,又称直接审理原则,该原则要求案件的裁判者只能以亲自在法庭上直接获取的证据材料作为裁判之基础。言词原则,又称言词审理原则,要求当事人等在法庭上须用言词形式举证、质证和辩论。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对此原则有所体现,但是并没有完全确立该原则。为实现直接言词原则,落实言词审理方式,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⑤参见胡康生、李福成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171页。

其次,检察机关不合理的案件评价标准与考核机制也促使形成“逮捕中心主义”。在检察机关内部,同样以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衡量逮捕质量。《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第26条规定,“批准逮捕后,犯罪嫌疑人被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决定不起诉或者被判处管制、拘役、单处附加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属于办案质量有缺陷”。(17)在检察系统考核制度中,如果一个案件作出逮捕决定但最终不起诉、宣判无罪,此案件将被纳入考评系统中质量不高的C类或者D类,(18)该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将要被处以“扣分”的消极评价。这种评价机制同样存在问题。随着证据的不断收集以及新情况的出现,在审查批准逮捕时犯罪嫌疑人有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检察机关有可能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法院可能作出管制、拘役、单处附加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另外,无论是检察官还是法官,对于同一个案件完全可能因为在法律许可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内或者对其中某个或某些证据的理解、采信不同,导致检察机关认为案件应该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法官则认为应当判处管制、拘役等刑罚甚至是免除处罚。

五、庭审内容:从定罪中心到定罪量刑并重

编辑:郭丹

三、庭审方式:从“卷宗中心主义”到言词审理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和新一轮的司法改革中,“刑事庭审实质化”的命题被推到风口浪尖。本文仅从制度层面,为庭审实质化的构建提供了初步改革方案。应当认识到,推进审判中心、实现庭审实质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成功不仅有赖于上述诉讼制度的完善或改革,也要依托于司法体制、法官个人素养以及其他与法治因素息息相关的诉讼运行环境。

从法律规范的层面考察,造成庭前会议“实体化”、法庭审理被虚置主要是由法典相关规定不足和相关司法解释越权所致。

今天还有多地将公布分数线

(30)余世裕等:《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实施现状及完善——以浙江省为视角》,《中国司法鉴定》2014年第5期。

应该是开玩笑吧,赵薇怎么可能不认识周冬雨呢,之前不是还互动过吗,即便不熟,都要一起参加节目,至少还是会做功课。更何况,周冬雨和窦靖童是好闺蜜,而赵薇和王菲又是好闺蜜,好闺蜜女儿的好闺蜜,对于赵薇来说,怎么可能不认识。所以,在节目中,赵薇介绍周冬雨时说“周什么雨”,应该是在开玩笑。

第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第441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认了未出庭证人的证言效力。如上述,《刑事诉讼法》第187条对未出庭证人的证言效力并未予以明确。但《规则》对此进行了“立法式”解释,“对于经人民法院通知而未到庭的证人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证人的证言笔录,公诉人应当当庭宣读”。如此一来,经过法院通知而拒绝出庭或拒绝作证的证人之书面证言,不但没有丧失其证据可采性,反而通过公诉人的宣读呈现于法庭并获得合法性,成为定案的根据。

第二,证人、鉴定人应当出庭的条件过于严苛,而且并未明确证人不出庭的程序性后果。《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1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按照此规定,对于关键性证人是否出庭,即使控辩双方对其证言有异议,仍然取决于法院的主观认识。鉴定人出庭的条件与上述基本相同,“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鉴定人应当出庭”。此外,《刑事诉讼法》第188条仅规定对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出庭后拒绝作证的证人训诫、拘留等实体性制裁,并未明确该证人庭前所作书面证言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78条第3款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法庭对其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该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据此,即使符合上述条件的证人没有出庭,其证言并不是必然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庭前会议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一项制度。《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规定:“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从立法目的看,“这一程序设计允许法官于开庭前,在控辩双方同时参与下,对案件的程序性问题集中听取意见。这样规定有利于确定庭审重点,便于法官把握庭审重点,有助于提高庭审效率,保证庭审质量。”(34)由此可见,庭前会议的制度定位是程序性审查。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庭前会议呈现出明显的“实体化”倾向,并僭越立法定位,在一定程度上有取代正式庭审的征兆。突出表现在,庭前会议处理事项的范围并不仅限于管辖、回避等程序性问题,还包括与定罪量刑相关的事实和证据等广泛的实体性问题。而主持庭前会议的法官往往是合议庭成员,他们在庭前会议中对上述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将不可避免地形成“预断”,对后续的法庭审理产生重要影响。就此而言,法庭审理的核心——定罪量刑事实上已被前置于庭前会议之中,庭前会议有虚置甚至取代法庭审理之嫌。

一个案件的完整诉讼形态包括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等主要阶段。关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在诉讼中的地位,理论界和实务界主要有“侦查中心主义”、“三阶段并重论”和“审判中心主义”等论说。“侦查中心主义”,是指决定被告人命运的为侦查阶段,后续程序只是对侦查调查结果的补充、印证。其缺陷是,如果过分强调侦查在诉讼中的地位,就会“仅仅根据侦查阶段做成的调查笔录进行审判,即所谓‘书面审理’”,⑧不仅虚置了被告人质证、辩论的权利,也使得庭审流于形式。“三阶段并重论”在我国刑事诉讼实务界是比较盛行的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关系,三机关、三阶段均是为了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并无孰轻孰重之分。此种观点虽然是以我国刑事诉讼法为依据,但是却回避了由“谁”通过何种方式认定案件事实并最终决定被告人的命运问题。从一个完整的、理想的诉讼形态考察,侦查和审查起诉仅是控方为审判而进行的准备活动;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平等、理性对抗,由中立的第三方进行裁判,因此,决定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应为审判程序,这是“审判中心主义”的基本要求。应当说,“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的作用,是确保案件处理质量和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有利于促使办案人员增强责任意识,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错案产生”。⑨

①限于主题和篇幅,本文论述的庭审仅指刑事案件一审庭审程序。

2019年,成都将着力项目促建,加快建设国际消费城市,尤其加力策划国际消费重大项目。其中包括,结合城市发展战略所涉重要区域以及TOD项目、天府绿道、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建设,策划一批高端商圈项目。此外,全力招引国际知名企业也是成都商务工作重点。“力争引进高端商圈建设企业1家、高端商业综合体5家。”陈麟说。

当日,在2017-2018赛季中国男子排球超级联赛半决赛第三回合比赛中,北京汽车男子排球队客场以3比2战胜八一盈冠体育男子排球队,从而以3比0的总比分晋级决赛。

(23)王尚新:《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若干问题》,《法学研究》1994年第5期。

哈迪阿旺称,建议修改355法案,以扩大伊斯兰法庭的权限。

在国家赔偿和考评体系的综合评价之下,检察机关在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以后,往往要通过事先沟通、协调甚至不当施压等各种途径确保法院作出有罪判决。(19)

强对流天气:目前是指伴随雷暴现象的对流性大风(≥17.2m/s)、冰雹、短时强降水(≥20mm/h)。

(专题)

QS全球教育集团成立于1990年,每年定期发布“QS世界大学排名”等多项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排名。“QS世界大学排名”与“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以及“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被认为是世界三大最有影响力的全球性大学排名。(完)

2017纽约电商精英论坛由美国江浙工商总会主办,日前在纽约法拉盛喜来登举办。谭文晔就电商易引发的侵权案发表演讲,他表示,由于侵犯知识产权,侵权公司的售价仅为原品牌价格四分之一,且通过网络将这些侵权的产品向原产地销售,对被侵权公司的生意造成巨大损失。

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认定包括两个部分:定罪和量刑。与之对应,庭审实质化也应包括定罪审理实质化和量刑审理实质化。在我国,量刑实质化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定罪实质化。有学者认为,“中国刑事司法的经验显示,绝大多数案件的被告人都作出了有罪供述,控辩双方在这些案件中几乎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没有明显的争议”;“从普遍意义上看,中国刑事审判的核心问题是量刑问题,而不是定罪问题”。(39)

(27)参见胡云腾:《证人出庭作证难及其解决思路》,《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5期。

第二,将召集庭前会议的审判人员与参与法庭审理的法官相分离,防止庭前预断。对于召集庭前会议的审判人员,立法或相关司法解释应当作出禁止性规定,明确其不得在后续的法庭审理阶段担任合议庭成员,对案件进行审判。只有将召集庭前会议的审判人员排除在合议庭之外,才可以有效防止其将庭前会议中形成的对相关实体问题或程序事项的认识和判断带入庭审,影响其裁决,甚至直接作为裁判的基础。而相应的,审理案件的合议庭成员因为没有事先参加庭前会议,不可能借此对案件中的实体和程序问题形成先入之见,因此必须以庭审为基础形成自己的认识和裁判,从而促进庭审实质化。

新华社长春10月8日电(记者孟含琪)记者从吉林省松原市查干湖景区了解到,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查干湖旅游产品成为新“爆款”。截至7日,景区累计接待游客31.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70%、576%。

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中心主任王磊认为,自2010年以来,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已经成为了金砖国家企业界人士相互交流、助推金砖合作机制发展的重要平台,高效务实地帮助各国企业更加直接地参与到金砖合作中来。“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应该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机制,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这次领导人会晤,我们召开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工商论坛。通过金砖国家企业界直接的参与金砖合作,比较好地把自身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一些政策的瓶颈、一些困难、一些机制性的阻碍直接反映出来,并且通过报告的方式能够让领导人有一些比较清晰的认知。这也是习主席在讲话里提到,金砖国家要追求务实合作,并不是一个清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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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至27日,2017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主场活动将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本届科技周以“科技强国 创新圆梦”为主题,安排近260个展项和三大类22项主题活动,并通过新闻直播间、微信互动平台等方式开展展览展示。

第一,“逮捕中心主义”以审查逮捕取代审判,混淆了侦查与审判职能。侦查阶段,逮捕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按照无罪推定原则,被追诉人在生效裁判确定之前应被视为无罪的人,对其适用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诉讼活动顺利进行,防止其逃避诉讼活动或者继续危害社会,而不是对其进行定罪处刑。就此而言,“逮捕中心主义”以审查逮捕程序替代审判活动,混淆了二者的功能。

上周,北京首次宣布试点自住房、公租房项目30%的房源面向新北京人专项配租配售。随后,首批试点的公租房项目发布配租公告,朝阳区马泉营项目和大兴区高米店项目的120套房源开始面向新北京人(稳定就业的非京籍无房家庭)实施专项配租。

(25)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后段规定,“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言与其庭前证言相互矛盾,如果证人当庭能够对其翻证作出合理解释,并有相关证据印证的,应当采信庭审证言”。可见,证人如推翻证言并想得到法庭的支持,必须作出合理解释,并有证据支持;从反面可推知,一般情形下,以庭前证言为准。

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国际在线报道(特约记者 宋政玲):近日,随着对越南轻轨公司管理人员20多个工种共700余人实操培训工作的顺利完成,由中铁六局海外公司承建的中越友谊典范工程——越南首条城市轻轨项目全面进入试运行和验收的重要阶段。

“五一”假期期间,甘肃崆峒山景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武术表演、崆峒笑谈、《忆画崆峒》,“十八般武艺”为游客带来多样的度假体验。 徐振华 摄

(21)杨宇冠:《我国刑事赔偿制度之改革》,《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

依靠在栏杆上的小井悠闲帅气,看来他随便一拍都是大片啊。(图片署名: 东方IC) "

战机“追逐”

“逮捕中心主义”的弊端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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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拒绝出庭作证制度加剧庭审形式化。《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近亲属作证豁免特权的本质是对人性的认同和人伦的尊重。但是,此规定确立的规则与近亲属作证特权制度至少在效果上相去甚远。因为此规定仅赋予了三类近亲属强制出庭的豁免权,而非“拒绝作证特权”。一旦知悉案件情况,其仍负有作证义务。三类特殊主体既负有作证义务,又无需出庭(自愿出庭者例外),其于庭前作证之证言笔录必然出现在法庭审理当中,法院依靠控方卷宗的审理方式得以正当化。

近日召开的中国闪存市场峰会(China Flash Market Summit2017)上,中国闪存市场(China Flash Market)总经理邰炜预测,2107年中国NAND Flash存储密度将达到1620亿GB,同比增长40%,已经持续了超过一年的闪存芯片供不应求现象,在部分市场仍将持续到年底。

第一,将庭前会议处理事项严格限定为程序性事项,使庭前会议功能回归立法初衷。如前所述,对于庭前会议处理事项的范围,《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确定为“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此处的“等”字表明,除了条文中明确列举的三类事项,还可以包含其他事项。但究竟包含哪些事项,享有司法解释权的机关在界定时必须遵循“合法性原则”,即“解释不能超越法律”。如上述,由于庭前会议只是庭前准备程序的一部分,而非法庭审理的必经环节,因此,其处理的事项只能限于相关程序性事项,而不应涉及实体性问题的处理,证据的证明力、案件事实的认定以及法律适用等与定罪量刑直接相关的问题只能在庭审环节通过法庭审理的方式加以裁决。据此,相关司法机关应当对《规则》第431条以及《解释》第184条第3款作出相应修改,将相关实体性事项从庭前会议处理事项中剔除。

由此可见明星形象有助于提升店铺关注度,并在价格中呈现一定的明星溢价。但值得注意的是,明星形象对店铺往往存在双刃剑效果,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2016年,运动员林丹被爆出轨事件后,商业价值受到普遍质疑并陷入代言危机。其自创内衣品牌Intimateby Dan 和加盟的咖啡店Hollys都受到严重影响,位于成都太古里的内衣店铺随即撤店,咖啡店也悄然停业,有顾客直言出轨事件的发生直接影响到了其对该明星品牌的消费兴趣。

第二,在被告人不认罪或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确立完全独立的量刑程序。在此模式中,定罪与量刑程序完全分离,只有在确定被告人有罪之后,才能进行量刑程序。应当说,此种程序既能够避免辩护陷入上述两难之境地,也可以防止量刑材料对定罪的影响。但是,完全独立的量刑程序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弊端,即由于程序繁琐导致诉讼效率低下。然而,此种顾虑不应成为抵制实行完全独立的量刑程序的理由。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考察,随着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程序等庭审替代程序的发展和完善,一些案件在审判前程序中即被分流,而进入法庭审判的案件也以被告人认罪居多。被告人不认罪或作无罪辩护的案件只占极小的比例,即使实现完全独立的量刑程序也不会为法院增加无法承受的负担。

第二,进一步完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条件。证人出庭作证,无论对于查清案情从而实现实体公正,还是保障被告人的对质权进而实现程序公正,都有重要意义。当然,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并不意味着所有证人都应当出庭,这样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其实,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亦采取了关键证人出庭的立场——只不过关键证人出庭的条件过于严苛而已。基于此,笔者认为,在近期再次修改立法不现实的背景下,应当通过立法解释对《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的证人出庭作证条件作出修改,即证人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出庭作证: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或者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

庭审实质化/逮捕中心主义/审判中心主义/言词审理/庭前会议

更为严重的是,在法庭调查中对量刑证据进行调查,其中一些证据可能使裁判者形成先入为主的有罪心证。因为,定罪与量刑的基础不同,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或其他材料亦不同。定罪问题,包括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取决于某个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关注的是事实,体现刑罚适用的统一性和刚性。而量刑是在定罪的基础上,确定行为人应受何种处罚。这种处罚的依据包括三个部分,第一类是符合特定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包括各种犯罪形态,如犯罪预备、中止、未遂;第二类是与犯罪事实无关的法定量刑情节,如自首、立功、累犯、未成年、聋哑等情形;第三类是与犯罪事实无关的酌定量刑情节,这些情节往往体现为行为人个体的一些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裁判者的自由裁量,如前科(不包括累犯)、被告人的品行、被告人尤其是青少年被告人的家庭背景甚至社会原因、被告人悔罪的态度、与被害人达成的谅解等。因此,量刑与定罪有很大的不同,它不仅关注相关事实,而且亦重视行为人的个体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刑罚的差异化和个性化。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量刑问题的调查是在查明定罪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虽然《规则》第435条第2款规定,“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需要分开的,应当分别出示”,但是这种“分别出示”是在同一阶段内进行的。在事实调查环节,量刑证据不仅在定罪证据之后出现,还有可能首先被展现在法庭上。按照我国起诉书的格式,正文的第一部分载明被告人情况时,就要写明被告人以前受过刑事处罚的情形;即使被告人没有前科,但是如果有控方掌握的其他不利于被告人量刑的材料,如以前一般的违法记录,可能也会在法庭调查阶段的量刑证据材料调查部分展现。而一旦控方提供的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证据被展示,法官在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过程中,就很难将其与定罪问题完全隔离开,且自由心证不受任何影响。更有可能的情形是,法官将有罪证据与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证据结合起来,以增强其内心确信。在此种情况下,被告方作无罪辩护,将被视为不成立,甚至是“认罪态度不好”;被告方一旦作量刑辩护,则被视为对法官内心确信的补强。不仅不能将这些量刑材料与定罪材料完全分开,控方出示的定罪材料和这种不利于被告人量刑材料混合的结果可能促使裁判者形成被告人有罪的心证。

警报内容:月经不调

首先,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辩方深陷“两难境地”的问题未能得到解决。《解释》区分了被告人认罪与被告人不认罪或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两种情形。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主要围绕量刑问题进行,故不存在问题。在被告人不认罪或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该问题则较为明显。在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中,定罪和量刑的裁判并未彻底分离,量刑辩护是在定罪问题未得以确定的情形下展开的,一旦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放弃参加量刑辩护,有可能在被告人被定罪的情形下丧失量刑辩护的机会。在这种压力之下,辩护方往往采取一方面作无罪辩护,一方面在假设被告人被定罪的基础上,提出被告人应当或可以减轻、从轻的量刑辩护策略。而这种策略无疑使无罪辩护的效果削弱,甚至推翻己方的无罪辩护意见。

“幸亏我早在本月初就购买了一件阿根廷球衣,不然现在在网上和实体店都不好买了。”北京市民刘兵说:“为‘信仰’充值是必须的,这很可能是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杯,我已经决定将这件衣服珍藏了。”(完)

浣花溪十年无新品,西三环内供应仅1个

诸多原因皆有可能导致刑事庭审的虚化,比如司法体制、诉讼制度和审判主体的个体素养等。从宏观的司法体制角度考察,法外因素的不当干预等可能造成“先定后审”;从微观的审判主体角度考察,法官个体素养不高,不是根据庭审证据材料而是考虑其他因素作出裁判,也会造成庭审程序的虚置。正因如此,治理刑事庭审虚化、实现庭审实质化为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宏观的司法体制、微观的审判主体素质等,虽然是导致刑事庭审虚化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最直接的成因,因此无法构成解决刑事庭审虚化问题的主要抓手。本文试图从诉讼制度的角度阐述如何实现我国刑事庭审实质化。

从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趋势看,刑事审判程序正面临着来自审前案件分流、庭审辩诉交易等审判替代措施的挑战。这种挑战带来的直接性后果,即是正式的法庭审理程序适用几率会大幅度降低。但是“无论从刑事司法制度的历史发展角度、政治和社会需求角度我们都仍然需要和保持一系列恰当的程序来将犯罪与惩罚有机地联系起来”。(43)正式法庭审判,将日益集中到严重刑事犯罪和被告人不认罪的刑事案件上。在此种背景下,刑事审判程序更应当成为实现司法公正、人权保障的载体,成为彰显公平正义的舞台,而这一切的前提则是刑事庭审实现“实质化”。

第一,实体性问题被纳入庭前会议处理事项导致庭前会议“实体化”。对于庭前会议处理事项的范围,《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进行了简要列举,规定为“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此处“等”字表明,庭前会议处理的问题包含但不限于上述事项。对此,相关司法解释进行了必要补充,与此同时,也超越法律将大量实体性问题纳入其中。如《规则》第431条第1款规定,公诉人可以对“辩护人提供的无罪证据”提出和交换意见。该条第3款还规定,“公诉人通过参加庭前会议,了解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的争议和不同意见”。另外,根据《解释》第184条第3款,在庭前会议中,“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可以调解”。然而,在正式开庭审判之前,先行调解民事诉讼将很可能使法官产生庭前预断。一旦被告人接受调解,就会对审判人员造成被告人很有可能存在犯罪行为的暗示。

⑨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58、59页。

(18)A类为质量最高的评级,其他依次为B、C、D类。

与审查逮捕相关考评体系中,至少应考虑以下因素:首先,修改《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2项,按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相关要求,增设侵犯人身自由权的赔偿,并与错案赔偿并列。同时,将错案赔偿的标准定为“原审为有罪判决,当事人已经服刑,经过再审改判无罪”。(21)其次,在现行《国家赔偿法》规定下,符合逮捕条件但最终作出国家赔偿的案件,不再作为错案赔偿,不纳入侦查监督部门考评体系。再次,程序具有刚性,“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其违法亦是显性的,因此应当将审查逮捕程序中的违法因素(错误逮捕)作为考评体系的重要指标。最后,将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实体处理行为作为考核指标。除这两种办案机关或办案人员有明显过错且能够被认定的情形外,不应将实体的处理结果作为逮捕的考核标准。

去年上半年,该旅完成整编重组后,相继出台了已婚士官轮休制度等一系列暖心惠兵举措,规定配偶随军或长期在驻地工作生活的士官周末和节假日可以申请轮流回家住宿。然而,措施出台后,虽说士官本人可以申请回家住宿,营连会根据担负任务实际权衡是否批假,但一些营连主官担心放宽士官轮休比例会带来安全隐患,部分士官担忧轮休会影响自身形象,总是遮遮掩掩,申请回家住宿的已婚士官比例明显偏低。

捐资发起人邓延寿称,他是这次捐款的牵头人,目前还没有对捐款进行具体统计,但来自全国各地的邓氏宗亲捐款积极,初步估计已经超过百万元了。5月14日,他专程从广东赶往剑阁参加了邓艾墓修缮的启动仪式。

汪海燕,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北京100088)。

为防止法官庭前预断,1996年《刑事诉讼法》取消全案卷宗移送制度,确立了主要证据“复印件”移送制度;改庭前实质审查为形式审查,取消法官庭前调查,并将开庭审判的条件修改为“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从理论上分析,前述改革有助于遏制庭前预断,但是,实践表明不仅未消除“卷宗中心主义”现象,反而产生了新的问题。首先,法官庭前预断并未得到预防。前述修改虽然限制了检察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范围,但法官仍能接触到经过控方精心挑选的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案卷材料,难以避免形成被告人有罪的心证。其次,庭后移送案卷制度使得庭审流于形式。为应对卷宗移送制度改革给法庭审判带来的挑战,相关解释性文件不仅明确了“主要证据”的范围,还规定了庭后卷宗移送制度。(24)庭后移送全案卷宗,再一次导致庭审流于形式。由于无法适应颇具“当事人主义”色彩的裁判者角色,同时由于检察机关多采取选择式、摘要式、合并概括式的举证方式而无法把握案件事实,更由于“控方移送的案卷材料不仅被推定为天然可采、而且具有较辩方证据更高的证明力”,(25)法官最终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庭后移送的案卷上,通过庭后仔细研读控方案卷进而作出判决,而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庭审。再次,辩护人的阅卷权被剥夺。根据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36条,法院受理案件后,辩护律师阅卷的范围只限于检察机关向法院移送的主要证据的照片或复印件、证据目录和证人名单。而且,辩护律师到检察机关阅卷根本得不到准许。辩护律师无法全面了解、掌握控方的证据材料,也就无法展开充分的辩护。辩护律师无从进行充分有效的辩护,也进一步加剧了庭审形式化,放纵了“卷宗中心主义”的泛滥。

2、佛山市顺德区经济和科技促进局关于开展2017年度顺德区专利资助工作的通知;

(16)参见王彪:《刑事诉讼中的“逮捕中心主义”现象评析》,《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2期。

庭审实质化是相对庭审虚化或形式化而言。所谓“庭审虚化”,是指案件事实和被告人刑事责任不是通过庭审方式认定,甚至不在审判阶段决定,庭审只是一种形式。我国刑事庭审虚化的问题由来已久。早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理论界和立法者均认为当时庭审“先入为主”、“先判后审”、“先定后审”,导致开庭审判走过场。⑤对此,1996年《刑事诉讼法》改革开庭前的审查程序,将开庭前的实体性审查改为程序性审查,同时增强庭审对抗性。然而,这些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立法者继续朝此方向努力,认为“审判是决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和判处刑罚的关键阶段”,⑥并改革庭前准备程序、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等。然而,时至今日,在一些地方的司法实践中,刑事庭审虚化的现象仍并非鲜见,如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在审判前已经形成定论,法庭审判只是一个过场;控方审前阶段形成的案卷材料充斥庭审,甚至成为法院裁判的决定性依据;法庭审判以定罪为中心,量刑程序被虚置;等等。近期出现的一些冤案,如浙江叔侄奸杀案和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等,均与“侦查中心”和庭审虚化有直接关系。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⑦

再次,从程序保障角度考察,庭审实质化需要以完善的辩护制度和较为发达的法律援助制度为依托。庭审实质化要求认定证据在法庭、查明事实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因此,对于庭审的准备,尤其是审前控辩双方证据材料的收集以及控辩双方在庭审中的质证、辩论的专业素养对裁判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就此而言,庭审实质化意味控辩双方的对抗性增强,庭审的技巧性甚至可能决定裁决的结果。为使被追诉人获得实质正义,有必要完善辩护制度,增强被追诉方收集证据的能力、拓展控方证据信息披露的途径和范围,同时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在扩大援助范围的基础上提升辩护的有效性。

第三,明确相关证据规则。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第6条要求,“坚持证据裁判原则。依法应当出庭的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法庭对其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的,该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首先,应明确应当出庭作证而未出庭的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如前所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未明确关键证人不出庭时庭前证言笔录的效力,但是,《刑事诉讼法》第166条及《解释》、《规则》变相确认了该证言笔录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因此,如欲实现直接言词原则,保障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得以贯彻,应明确其程序性后果,即证言笔录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在法庭上出示,更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其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应通过立法解释明确,对于父母、配偶、子女等不能强制出庭作证;但是,其证言不利于被告人的,如果被告人要求,应出庭作证。因为法律规定不能强制近亲属出庭作证的初衷,是基于人伦和保护家庭关系的稳定等,但是,如果近亲属作出不利于被告人证言的情形下,这种价值保护的前提就已经不存在。此时从保护被告人的质证权出发,应规定其有权与亲属进行对质。当然,作长久计,法律应当建立特定范围内的亲属作证豁免制度,即特定范围内的近亲属没有作证的义务——除非在有利于被告人的情形下。再次,应明确警察不出庭作证的程序性后果。按照法律规定,警察无论是对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还是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的场合,均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从证据的法定种类考量,公安机关的“说明材料”并不属于八种法定证据种类中的任何一种;从程序角度看,“说明材料”也无法接受辩方的质证。基于此,对于侦查人员应出庭作证而不出庭的,相关“说明材料”没有证据能力,其收集的材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首先,《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及其“误读”。《国家赔偿法》第17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从人权保障层面考量,对最终不被追究刑事责任而被逮捕的公民由国家给予赔偿,无疑是合理的。但是,符合法定条件但达不到起诉或定罪标准的逮捕并不一定就是“错误逮捕”。逮捕的适用标准和条件、适用的诉讼阶段与定罪完全不同,是否作出逮捕决定与案件是否被撤销、不起诉、判决宣告无罪并无必然关联。实践中下列现象并不鲜见: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作出逮捕的决定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但是,此后收集的证据没有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或者审查起诉部门、审判机关认为没有达到此程度。因此,依据前述条文作出国家赔偿的案件,不一定就是错案,甚至不一定是错误逮捕,将一部分合法逮捕划为“侵犯人身权”的错误逮捕、错案是不合理的。这种以案件的后续处理结果为标准判断逮捕决定正确性的做法,成为“逮捕中心主义”的一大诱因。与此同时,由于国家赔偿的费用由地方承担,如果一个检察院有较多的国家赔偿案件,地方领导或者其他权力机构对检察机关的工作也可能产生质疑或者其他消极评价。

(2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于1998年1月19日颁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在法庭上出示、宣读、播放的证据材料,应当当庭移交人民法院,确实无法当庭移交的,应当在休庭三日内移交。对于在法庭上出示、宣读、播放未到庭证人的证言的,如果该证人提供过不同的证言,人民检察院应当将该证人的全部证言在休庭后三日内移交”。

⑦《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23页。

市场关心的是:激进拿地,钱从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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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逮捕率同比下降12.3%。数据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1至4月全国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公诉部门执行修改后刑诉法情况通报》(高检诉[2013]33号)。

3、崇州市三江镇沿河村妇女主任李学如履职不力问题。李学如在对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对象进行入户调查时履职不到位,存在失职行为,导致不符合享受计生奖励政策的该村村民桂某某从2014年起至2017年12月违规领取计生奖特扶金3840元。2019年3月,李学如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其实,中兴早已突破“国产品牌”的界限,开始发展成为一家全球化的国际企业,真正实现了从“中国造”到“全球造”。

据大连警方介绍,该犯罪团伙扬言是英国某集团在国内的分公司,鼓吹该公司旗下经营项目众多,涉及全球各个领域。为了吸纳更多的会员,犯罪团伙张某等人结合光盘等宣传软件鼓吹“体育套利”投资零风险、保赚不赔,并通过培训讲课、传播光盘、参观旅游等手段拉拢社会大众。

除上述立法层面外,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强化了“卷宗中心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四,“逮捕中心主义”扭曲了法检两机关之间的关系。权力分离和制衡为当代诉讼制度基石之一。然而,在“逮捕中心主义”下,法院对案件的裁判被逮捕决定“绑架”。一旦检察机关作出逮捕决定,为避免其遭受“负面评价”,法院裁判一般不仅会作出有罪判决,而且绝大多数量刑为实刑。审查批准逮捕在很大程度上代替法院对刑事案件作出终局裁判。此时,法院成为检察机关的“帮手”。最终结果是,审查逮捕成为诉讼的中心阶段,检察机关成为决定案件走向的核心机关。

(15)此数据由G省B市检察机关提供。

第四,完善证人保护与经济补偿制度。“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有正当理由能强迫证人作证,而在发现证人作证受到侵害时又拒绝给予援助。”(33)为降低关键证人出庭的难度,有必要对相关制度作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在《刑事诉讼法》明确公、检、法等机关为证人保护措施的决定主体的基础上,由公安机关统一负责运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措施对证人加以保护,防止因为决定机关无足够的人员配置和能力而导致证人保护落空的现象出现。同时,明确将证人因作证产生的误工费用纳入经济补偿范围,可以参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设置具体的标准。

其次,从主体角度看,庭审实质化要求高素养的裁判者。庭审实质化意味查明事实、认定证据在法庭,要求裁判者在相关文书中阐释心证和结论,也意味裁判者将承担更多的责任。因此,法学素养不高的法官难以承受庭审实质化之重,道德有缺陷的法官甚至可能在“审判独立”、“庭审实质化”的面纱下滥用司法权杖。因此,如何提升裁判者的素养是“庭审实质化”命题下暗含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卷宗中心主义”肇始于1979年《刑事诉讼法》。该法规定,检察院提起公诉时须向法院移送全案卷宗材料,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实质审查,只有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才能开庭审判。同时,主持庭前实质审查的法官一般就是庭审法官。由于“审判员在开庭前对案件已形成较固定的认识,对如何判决也多有了初步决定,并请示庭长、院长;对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则往往开庭前已经审委会讨论甚或请示上级法院。案件还未开庭审理,审判员对案件的定性、量刑已成定论。开庭成了走过场。被告人、辩护人提出的相反意见很难受到重视”。(23)

四、庭前会议:从实质审查到程序审查

第四,证人保护及经济补偿制度不完善。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前,有学者将缺乏证人保护和合理的经济补偿制度视为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难的两个重要因素。(27)为解决该问题,《刑事诉讼法》第62条、第63条增加了特定案件中证人、被害人、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措施及证人出庭作证经济补偿的规定。应当说这些规定对于促进证人出庭作证具有积极作用。然而,上述两个条文尚存在以下问题:首先,第62条将证人保护的主体规定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侦查机关,但是并未注意到法院和检察院实际上并没有足够能力实施保护证人的现实。“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只负责证人进入法庭以后的人身安全,至于证人离开法院、甚至在法院门口,遭受被告人方人身攻击,法院一般也无能为力,只能求助于公安机关。”(28)其次,第62条将证人保护的案件范围限制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导致其他类型的案件中意欲作证的证人面临人身安全等威胁时缺乏保护。再次,第63条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偿……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然而,刑事案件中的证人,并非均有工作单位,还存在大量的自由职业者、农民等。他们出庭作证所产生的误工费用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但是,法律和相关解释对此未予以明确。正是因为证人保护与经济补偿等相关规定自身存在的疏漏和缺失,证人保护和经济补偿制度的功能发挥有限。

贸易战隐忧挥之不去,加之“亚马逊风波”令科技板块承压,纽约股市迎来4月份“开门黑”。2日三大股指均现下跌。

在审判程序中,“卷宗中心主义”的裁判模式是造成刑事庭审虚置的首要因素。所谓“卷宗中心主义”的裁判模式,是指“刑事法官普遍通过阅读检察机关移送的案卷笔录来展开庭前准备活动,对于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言词证据,普遍通过宣读案卷笔录的方式进行法庭调查,法院在判决书中甚至普遍援引侦查人员所制作的案卷笔录,并将其作为裁判的基础”。(22)

第一,明确庭前审查与法庭审判主体的二元化。在《刑事诉讼法》恢复全案卷宗移送制度、实行庭前程序审查的前提下,应当进一步明确庭前审查法官与庭审法官的二元化,庭前审查法官负责庭前会议的召集、主持。同时,应当明确控方卷宗的作用:一方面是供法院审查是否符合开庭审判条件,另一方面是保障辩护律师在开庭审判之前,能查阅、复制、摘抄全案证据材料,为实质性的有效辩护提供资料来源。控方卷宗应由庭前审查法官,而非庭审法官掌握。法院裁判应当建立在经质证、认证的证据基础之上,即使无法当庭作出判决,法庭裁判也只能建立在庭审记录,而非庭后阅卷的基础上。同时,应当废除庭后移送证据材料的规定。如果有新的证据材料出现,应当恢复法庭调查。

青岛是世界著名的“帆船之都”,许多船只从这里扬帆起航、追逐梦想。青岛峰会成为上合组织扬帆再起航的起点。

这些老人很明白,他们的玩意儿将随着他们一起消失,但这些宽厚的老手艺人们,对于后继者的缺失,在惋惜的同时,却也表示:手艺不挣钱了,不能再勉强年轻人去学。 但他们又实在不忍心让这些民间的瑰宝从此埋入尘土,让后代的孩子们永远不知道这些好玩的东西,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些东西送进博物馆,这也许是这些玩意儿最好的归宿。

9月11日晚上11点多,陆续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布消息和视频,称看到一名女子在上海东西向主干道延安西路上骑马。

“小原”是太原站首个服务车站的智能机器人,她可以利用人脸识别技术“记住”站在面前的人,并且提供帮助。“如果旅客第一次见到小原,通过自我介绍或别人介绍,旅客的身份信息就会录入小原的身份库中。当小原再次见到这位旅客时,就会主动打招呼,让旅客感到十分亲切。”铁科院电子所驻太原站的项目经理王忠英说。

应对策略:大盘在形态上有初步的好转,沪指5日线和10日线都得到了收复,但是空头排列的格局还是没有改变,短期还将面临层层抛压和阻力位,接力不足的话还会横盘震荡,投资者不妨等待量能补足再去补仓。

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黑龙江五常市五常镇连续发生三起无辜群众被殴打事件。

首先,从司法体制角度考察,审判独立是庭审实质化的制度保障和前提。换而言之,如果没有独立审判,庭审实质化只能是空中楼阁。为此,在司法体制上要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公正司法的关系,建立地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阻隔机制。与此同时,还应理顺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废除提前介入、请示、报请制度,回归上下级法院之间法定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索司法人员的个体独立,实行法院司法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分离,使审判人员能够独立于本机关、本部门领导意志独立办案,即实现“法官独立”。

这份由俄罗斯世界杯组织者撰写的报告中还表示,世界杯从2013年至今每年为俄罗斯创造了多达31.5万个就业岗位,未来5年,世界杯仍将对俄罗斯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完)

新华社/法新

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题为《携手谱写亚太合作共赢新篇章》的重要讲话,结合中国发展经验阐述推进亚太合作的建议,携手各方,增进28亿亚太人民福祉,赢得国际社会各界人士积极评价。

第三,“逮捕中心主义”剥夺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被告人在法庭审理阶段依法享有辩护、参加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等诉讼权利,并享有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被判定有罪及获得独立、公正审判等程序保障。法律之所以作此规定,旨在赋予辩方对抗控方的手段,以通过自身的诉讼行为影响法庭裁判形成过程及最后结果。然而,“逮捕中心主义”使得被追诉人的上述诉讼权利和保障徒有形式,审判程序沦为逮捕决定正确性的确认程序。

反而有机会去雕琢演技、

(14)B市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制:《B市检察机关业务基本情况表》(2013年1月—11月汇总地区分布)。

二、纵向诉讼结构:从“逮捕中心主义”到“审判中心主义”

(17)此处“刑事诉讼法”指的是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

应当说,《刑事诉讼法》仅用一个条文对庭前会议制度进行规定,确实存在语言含混、内容粗疏等不足,需要解读和诠释,由司法解释对相关事项予以明确和细化有其必要性。从法律解释学的原理看,在解释法条时应当严格遵守合法性原则、合目的性原则、权力谦抑原则、权利保护原则的要求。(36)唯有如此,解释才有可能秉承立法原意,从而实现立法初衷。就庭前会议而言,从性质和地位上看,其属于庭前准备程序的组成部分,而非法庭审理的一个环节。其设置的目的是通过对相关程序性事项的处理,以“提高庭审效率”、“保证庭审质量”。换言之,庭前会议“只是正式庭审前的一个准备阶段,不是正式庭审更不能取代庭审,涉及定罪量刑等实质性问题均应在正式庭审中审理”。(37)为了实现上述立法意图,切实发挥庭前会议的应有功能,当前应当扭转庭前会议“实体化”的倾向,真正实现刑事庭审实质化。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在“相对独立的量刑模式”之下,量刑成为与定罪并列的法庭审判事项,量刑程序的地位得以彰显,量刑依附于定罪的问题得以解决。但该模式仍然存在问题,与庭审量刑实质化还有距离。

刑事庭审实质化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其内核是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在审判阶段通过庭审方式解决。在一些地方的司法实践中,逮捕“绑架”审判,审理方式以审查案卷笔录为主,庭前会议实体化,以及法庭审理仅以定罪为中心,均在一定程度上虚置刑事审判程序,使其流于形式。在构建庭审中心裁判机制以及落实“权责一致”办案责任制的背景下,有必要消除庭审虚化的成因,建构审判中心主义的诉讼结构,实现直接言词原则的庭审方式,合理定位庭前会议功能,调整定罪与量刑并重的庭审内容,在诉讼制度层面实现我国刑事审判程序的实质化。

目前,民政部门在西藏军区、武警林芝支队、西藏森林消防总队以及边防、消防官兵等力量的帮助下,已搭建1320顶帐篷,可以安置7100多人,相关物资也已到位,受灾群众在安置点可第一时间得到基本生活保障。(完)

因此,为实现定罪和量刑两个方面的庭审实质化,保障辩护方的量刑辩护权利,我国法律(包括司法解释)应当对我国量刑模式作出进一步的改革,即在程序分流的基础上,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实行独立的量刑程序。

2、 介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必要性、交易作价的合理性、承诺履行及公司规范运作等情况;

此前,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体书店复兴,三省一市各自孕育的知名实体书店,早已在长三角跨地域经营。浙江的博库书城、江苏的大众书局与“猫的天空之城”等书店,都在上海打开一片阅读天地。拥有“最美书店”头衔的上海钟书阁也在江苏、浙江落子布局。

当日,在多哈进行的国际体操联合会世界杯卡塔尔站单杠决赛中,中国选手肖若腾以13.466分的成绩获得第六名。

《中国社会科学》(京)2015年第20152期第103-122页

(11)参见李昌盛:《走出“逮捕中心主义”》,《检察日报》2010年9月23日,第3版。

南华仪器:350万股解禁

无论是为了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还是落实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均要求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在审判阶段通过庭审方式解决,这是刑事庭审①实质化的要义,也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②的落脚点。所谓刑事庭审实质化,是指应通过庭审的方式认定案件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决定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其基本要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审判应成为诉讼中心阶段,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应在审判阶段而不是在侦查、审查起诉或其他环节解决;③另一个是庭审活动是决定被告人命运的关键环节,即“审判案件应当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护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④

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前,不仅逮捕率居高不下,而且逮捕通常会导致起诉和定罪的后果。1990-2009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决定逮捕14579934人,提起公诉15550883人,捕诉率为93.76%。“仅就刑事犯罪案件来说,上述20年间共逮捕犯罪嫌疑人14148048人,提起公诉14917109人,捕诉率高达94.84%。”(12)犯罪嫌疑人被起诉之后,几乎难以逃脱被定罪的命运,实践中宣告无罪的判决少之又少。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根据对相关数据的考察,逮捕中心主义的现象并没有消失。2013年1-4月,全国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案件219917件310173人;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183898件254262人;捕后撤案8件,法院判无罪7人;捕后判处轻缓刑(包括管制、拘役、免予刑事处罚、单处罚金、徒刑缓刑)50793人,轻缓刑比例占逮捕总数的19.98%。(13)上述数据没有直接提供捕后起诉的比例,地方检察机关的相关数据对此有所反映。